2018年，作為供給側改革的焦點之一，減稅降費始終備受關注。年初，《政府工作報告》確定了規模達1.1萬億元的減稅降費目標，從“聚焦”到“落實”，減稅降費始終是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現階段，減稅降費為何如此重要？和從前相比，如今我們減稅降費的思路和方案有什么重大變化？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落實減稅降費？《中國經濟大講堂》本期嘉賓高培勇將給我們帶來精彩解析。
2018年，作為供給側改革的焦點之一，減稅降費始終備受關注。年初，《政府工作報告》確定了規模達1.1萬億元的減稅降費目標，從“聚焦”到“落實”，減稅降費始終是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現階段，減稅降費為何如此重要？和從前相比，如今我們減稅降費的思路和方案有什么重大變化？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落實減稅降費？《中國經濟大講堂》本期嘉賓高培勇將給我們帶來精彩解析。
嘉賓簡介
高培勇，經濟學家，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學部委員，全國政協第十三屆經濟委員會委員，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副理事長。
在《中國經濟大講堂》演講時，高培勇闡述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和高質量發展階段減稅降費的本質區別。
在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之前，減稅降費是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一種操作內容來安排的。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國實行過積極的財政政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國也實施過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中國的話語體系當中，等同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只要經濟一發生危機，就是需求小于供給了，就需要財政搞擴張。
實施財政擴張有三種辦法：
第一種辦法就是減稅降費。給企業減稅降費，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就增加；給個人減稅降費，個人的稅后收入也增加。如果你是一個企業的老板，收入增加了之后你會怎么做？你總得拿一部分錢去增加投資，因此投資需求就增加了；作為個人，你的收入增多了會干什么？當然會有一部分存起來，但終歸有一部分拿出來去多消費，消費需求就增加了。投資需求增加了，消費需求增加了，整個社會的需求就增加了。因此，它對于填補社會總需求和社會總供給之間的缺口是非常有作用的。
第二個辦法就是擴大支出。就是政府多花錢，你不花錢，政府花錢，不也是增加需求嗎？
第三個辦法就是增列赤字。我沒有那么多錢，我向大家多借錢，也可以增加社會總需求。
所以在傳統意義的減稅降費當中，很容易理解減稅降費給誰減？減什么？以什么做支撐？以什么途徑減？我們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現在的中國經濟形勢就不完全是這樣了。過去我們說經濟衰退或出現通貨膨脹，我們如何去歸結它的病因呢？是從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對比上去歸結的，把它歸結為總量因素，我們采取的辦法就是需求不足的加需求，需求多了就減需求?，F在我們發現，不單純是總量之間出了這個缺口，而且有“貨不對路”問題，那么多的中國消費者到境外去買東西，說到底是我們的供給和需求不能相匹配。因此，這個時候單純從總量上去歸結它的病因不完全適用，至少得啟用結構性的視野，這是高質量和高速度增長之間出現的一種差異。高速度增長階段，主要矛盾是總量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側，但是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而不是總量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以往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主線索是需求管理。什么叫需求管理呢？概括起來就是站在需求側，緊盯需求總量的變化，進行對沖性的逆向調節。我們總是這樣講，東風來了我就刮西風，西風來了就刮東風，你不是需求多了嗎？那我就減需求，你需求少了我就加需求，實現一種短期的平衡。加減法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供求之間找平衡，但是這種平衡是短期的。
現在中國進入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宏觀經濟政策布局，它正好是倒過來的。原來我們盯的是需求總量的變化，現在我們盯的是結構的調整，由總量轉到結構；原來我們搞的是對沖性逆向調節，現在我們追求提高供給質量，追求優化供給結構；原來我們追求的是短期的平衡和穩定，現在我們著眼長期的發展。所以結構問題、質量問題，只要它進入了你的視野，它一定是著眼于長期的。
所以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表達當中，最后的歸宿點是“改革”二字，意思就是說宏觀調控意圖的實現，經濟發展理念的實踐，最終得通過一種立足于長期發展的制度變革的行動，來加以推動和實施。這是今天發生在大家視野當中的一個非常大的變化。那么，有了這種變化，就會對減稅降費的實質性的操作，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